第六百一十五章：进城（求订阅、求月票）
在煤场外面看了看，周卫国没有犹豫，当即命令车队进入煤场！
看到周卫国等人车头插着一个写着刘字的小旗子，门口站岗的伪军脸上高傲的神色瞬间变成了讨好，不但亲自为周卫国等人抬开路障，同时还将他们带到靠后面一点的一个过称的地方，显然是不愿意得罪红山的刘大麻子。
毕竟刘大麻子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真要是惹恼了这些土匪，就算是背后站着日本人也没用，保不住啥时候就挨了黑枪。
整个交易过程很顺利，五十大车煤炭和十多车铁矿石一共卖了两百多大洋，价格是低了点，但是这两百多大洋在这个时代还是值不少钱的。
之前周卫国对于大洋这种货币的价值没有多大的认识，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生活总算是搞清楚了一个大洋到底价值几何。
没有穿越之前，周卫国对于大洋的认识多是在民国电视剧中，而在绝大多数的电视剧中，人们动辄几十几百大洋的花销，看起来这一块大洋就好像一块钱人民币一样价值低廉，但是来了这个时代之后周卫国才知道，那些都是无脑编剧瞎编的，事实上一块大洋的价值可比一块人民币高多了。
要知道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辛的，常常需要为了一两个大洋而犯愁。可想而知，当时的大洋价值是不低的。
当然了，大洋的价值高与低只需要和当时的物价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尽管现在是乱世，根据不同的情况，各地的物价是有所差别的，不过大体上还是比较均衡的。
就像很多地方的包子都是卖两文钱一个的，而现在的包子，最便宜也是要1.5元一个，不过大部分都是2元钱一个，像一些早餐连锁店的话，包子一般是2.5元一个，所以这个时期的2文钱可以说就是现在的两元钱人民币了。
而虽然民国时期各地的物价会有区别，但是平均下来的话，一个大洋的价值就是1000文左右，所以1个大洋的价值就是1000元左右。
这个时候，只需要几百大洋就能够购买到一辆汽车，因此1个大洋几乎是等于现在的1000元钱，还是非常值钱的。
而且在民国时期，只要一个人每个月的收入有两块大洋的话，那么一家人的温饱就不成问题了。就像在民国初期，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就是八个大洋左右，如果放在现在的话，那么就是月薪8000元了，算是高薪阶层了。
但这仅仅只是大洋的价值，而不是指国民政府通用货币法币，尽管在蒋政府财政改革之处，对于银元和法币之间的兑换秉承着一元法币兑换一个大洋，但是实际操作的过程却是法币的价值还是要略低于银元。
更重要的是，随着战争的爆，国民政府统治区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的价值大跌。
究其原因，在抗战后期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有所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孔氏之言乃是实情，抗战爆后，华北、华中、华南这些经济达地区就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工业，以及半数以上的农业。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供需失衡，必然导致物价上涨。
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急剧增加。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行额已是5569亿元。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
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
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桂林熟盐在1937年时为0.117元/市斤，1939年涨至0.369元/市斤，约增长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当于1937年的279.14倍。
国民政府当局自然是无法解决物资匮乏的问题，故一再加印法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只占总开支的10％—20％，最高不过30％—40％，而抗战后的1937—1940年，财政赤字平均占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这个数字更提高至78％。
战时财政支出主要为军费开销，以1941年为例，政府支出100.03亿，其中军费占到73％。当年收入仅13.1亿，赤字86.92亿。后几年军费所占比重基本与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和增法币三者在数量上大体是相等的。
军费固然关乎抗战前途，但并非不能削减，消减的关键在于清查空额。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在战前就注意到国军“吃空额”的问题，军官“按照他手下部队的人数一次领到一笔整钱，但是他并不向每个士兵挨个放。这种放方法，养成带兵官长们惯常吃空额，把根本不存在和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士兵薪饷装入腰包，以致最高当局弄不清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
1942年10月，杨格建议国民政府削减军队，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较好的给养；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
之后， 孔祥熙也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建议：“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
国军中领军饷的士兵人数与实际人数相差极大，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除了核实士兵人数，孔祥熙还希望严格各项军事支出。他在1939年给蒋介石的密报中说，“在预算所列及核定战务费数目之外，军政部往往以临时支出为理由，商请财务部另行筹拨”；有时“各省往往以军事开支过巨，收不敷支，请求财政部增加补助。无厌之求既难悉应，而国防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地方是否切实办理，及有无虚糜，或藉口索款之处，财政部无从查核。”
孔氏的话中可知，战事紧张常成为地方军事长官向中央索款，而中饱私囊的借口。
紧缩军费不但不会削弱国军，反而能抑制军中腐败，提升战斗力，并减少财政赤字和法币行量，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因为阻力过大，蒋始终无法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其后果则是，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
不过现在毕竟是抗战刚开始的头两年，物价还没有膨胀到几年后那种恐怖的水平，再加上土匪们可不认那些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纸币，交易的时候都要白花花的大洋。
这200大洋换成人民币那可是价值20万，总的来说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周卫国更清楚，他们的煤和铁矿石远远不止这点钱，当小鬼子将煤运回日本或者是就地售卖的话，所得到的利润至少也有一两倍，甚至于更多，他们拿到的不过是一些辛苦钱而已。
从那个面色高傲的胖子手里领到钱之后，周卫国没有在在这里久待，当即带着兄弟们赶往几公里外的迁安城！
土匪进城在这里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当这些土匪拿到卖煤的钱之后，往往就要进城大肆的消费一番，一来是要补充一些山寨里的消耗，比如说粮食了食盐了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可自己生产不了，需要拿钱从本地商户手里购买。
另外土匪本身就是那种有钱了就及时行乐的主，领到钱之后那肯定要进城里找乐子，比如说青楼妓院，再比如说赌场勾栏，这些都是土匪们平日里最喜欢到的地方。
但是对于他们这帮子土匪，日伪军还是比较在意的，进城可以，但不许带枪！
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城门口的那个鬼子小队长还特意的警告了周卫国等人一番，要他们在城里老实点儿，不要想着闹事儿，不然他就会带人砍下他们的狗头，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周卫国当然不会在意这些了，一个垃圾小队长而已，周卫国要是愿意的话，只需要一把三八大盖就能将他的这个小队给轻松灭掉，嘚瑟个什么劲儿？
好在周卫国也没有和他们计较，他此次进城除了要购买一些必需的生活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看看城里的日伪军防备是否松懈，如果他们直接出兵攻城的话有几分胜算！
所以进城之后，周卫国当即将手下的兄弟们都散了出去，该买东西的买东西，该侦查情况的侦查情况，而周卫国自己则是带着大龙在城区晃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