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的这次演讲，信息量非常大，大得让有些人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不说民国年间，就连到了21世纪初的前十年，普遍中国人都还觉得自己的国家难以追赶西方。这是自晚清以来，历次对外战争失败产生的自卑，是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带来的不自信。
民国时期尤甚，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崛起而努力，但却伴随着茫然与惶恐，因为大家看不清前方道路上的重重迷雾。
或许只有周赫煊这个穿越者，敢一次次的高呼中国必将繁荣复兴。甚至在这次的演讲中，他把中国复兴的关键都预言出来，那就是战胜日本，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不仅仅是胡乱猜测，周赫煊在《菊与刀》中，已经详细分析预测了“二战”的起因与必然，看过那本书的人都能很好理解。只是有人选择相信，有人表示怀疑，更有人嗤之以鼻。
但不管如何，演讲是可以让人热血沸腾的，好多学生因为周赫煊的预言而欢欣鼓舞，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更是把部分学生感动得热烈盈眶。
哭了，是真的哭了。
未来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情绪，仅仅画出一个虚无的大饼，就能把热血青年感动得流泪，甚至有人可以为了这个目标去牺牲性命。
在欢欣之余，也有些冷静的学生，仔细思考周赫煊预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有可能出现。十年之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这个说法更是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以中国现在的混乱局面，真的能够打赢日本吗？
恐怕很艰难，希望也十分渺茫。
一些有朋友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纷纷写信询问，想要知道日本现在的情况。当他们得到答案时，不可避免的变得更加担忧，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太可怕了。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中国像甲午年间那样战败，岂不要跟朝鲜人一样成为亡国奴？
傅东华就是感到忧心的人之一，他恍恍惚惚地站在操场中，脑子里尽是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大战，以至于连这次来南京的目的都忘了。
好半天，傅东华才回过神来，然后朝周赫煊飞奔而去。
周赫煊被学生围着回答了诸多问题，终于在段锡朋的帮助下脱身。他还没回到教师宿舍，傅东华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等一下！”
周赫煊回头，见傅东华不似学生模样，微笑问道：“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傅东华递上来一张名片，自我介绍道：“鄙人傅东华，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讲师，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
“原来是傅先生，幸会！”周赫煊热情地握手道。
傅东华学历并不高，只是中学毕业而已。但他却能自学成才，如今不仅当了上海大学、中国公学的讲师，两年后还会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
此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翻译了《唐吉坷德》、《失乐园》、《伊利亚特》、《飘》等诸多名著。
傅东华的翻译跟鲁迅的翻译截然相反，鲁迅属于“死译”，傅东华的“活译”却活到没边。他为了作品的结构和流畅度，在翻译时随意删减大段原著描写，提高文学艺术性的同时，又使得译本极度“失真”。
傅东华翻译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外国人名进行汉化，每个人物都拥有中文姓氏。比如《飘》的男女主角，他把Rhtt_Butlr翻译成白瑞德，把Scarlt_O’hara翻译成郝思嘉，中国读者阅读起来有趣又好记。
周赫煊把傅东华请进宿舍，为他倒来一杯水问：“傅先生特意从上海过来找我的？”
“是的，”傅东华道明来意，“前段时间，我拜读了周先生的著作《泰坦尼克号》，深感佩服。我希望能把这本小说引进到中国出版，商务印书馆也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派我来找周先生谈谈。周先生，你的这本书，不会已经有中文稿件了吧？”
“没有，我直接用英文写的。”周赫煊道。
“那就好，”傅东华舒了一口气，问道，“我能够有幸翻译这本小说吗？”
似乎怕被周赫煊看轻，傅东华从皮包里拿出几本书，其中有荷马史诗《奥德赛》、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辛克莱的《人生鉴》等等。傅东华说：“这些都是我的翻译作品，周先生请过目。”
周赫煊随便翻了几篇，笑道：“傅先生的《奥德赛》我看过，翻译得很好，我也相信你能把《泰坦尼克号》翻译好。”
“这么说，周先生是答应了？”傅东华喜道。
“当然，”周赫煊点头说，“我只提一个要求，不要随便删我的原著内容，即便是那些看似无用的景物描写和说明性文字。”
“我会注意的。”傅东华有些尴尬，同时也有些意外，没想到周赫煊居然也知道他的翻译风格。
至于周赫煊，他对傅东华的翻译版本颇为期待，很想知道《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人公杰克和萝丝，会被傅东华翻译成什么名字。
按照傅东华的一贯作风，将小说里的西方姓氏音译过来，恐怕男主角会叫邓杰克，而女主角则叫贝露丝。还有各种配角，比如大反派男二号叫霍卡尔，女暴户叫贝茉莉……
绝对，绝对，非常有可能！
邓杰克站在船头，抱着贝露丝的腰，邓、贝二人一起吹海风。
偶买噶！
周赫煊想想就觉得那画面太美，完全不敢看啊。
然而，让周赫煊最意想不到的居然是书名——
三个月后，傅东华把翻译稿寄给周赫煊，《泰坦尼克号》赫然变成了《爱情方舟》。
什么鬼？
不愧是能把《Gon_th_th_Wnd》翻译成《飘》的男人，这尼玛也太随性了点吧。
傅东华这种翻译风格叫做“归化翻译”，可以规避异国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才兴起一种“功能派翻译理论”，与傅东华的“归化翻译”情况类似，只是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