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科恩离世后留下的总督空位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高层内斗，其实不足以让罗杰感到震撼，毕竟科恩的病情对海汉来说不是什么秘密，而由此所将引发的权位争端，也是情报部门可以预料到的变化。让罗杰感到吃惊的，是同样位于爪哇岛上的马打蓝苏丹国在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应，派出了大军攻击巴达维亚附近地区。
这个成立于1586年的绿教政权在东南亚崛起的速度极快，仅在1613年剌登·郎桑上台执政之后至今这近20年期间，已经通过数次战争将其疆域扩大了数倍。目前马打蓝国已经统一了爪哇岛的中东部地区，并占领了苏门答腊岛东部和加里曼丹岛南部地区。换句话说，荷兰人在西爪哇占领的巴达维亚及周边地区，已经成为了妨碍马打蓝国地图连成一片的唯一障碍。
单从面积来看，马打蓝国的疆域已经是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上统治区的数十倍之多了。而马打蓝的统治者自然也不会坐视自己未来掌管的疆域中有巴达维亚城这么一处眼中钉的存在，所以在1628和1629这两年中，剌登·郎桑曾两度亲率大军攻打巴达维亚。
然而郎桑很快就发现，他们眼中的这块肥肉其实是一根能够崩掉牙齿的硬骨头。荷兰人和其麾下的土著士兵们在科恩总督的指挥之下，顽强地对马打蓝大军进行了抵抗。尽管双方的兵力相差了接近十倍，但荷兰人凭借较为先进的武装和防御工事，还是扛住了对手的人海战术。郎桑虽然能够承受人员的作战损失，但他麾下的海上运力却难以给大军提供稳定的后勤补给，以至于两次围城都没能坚持到城内守军弹尽粮绝，自家的军队就已经因为粮草供给不足而必须撤退了。
当然马打蓝国的两次攻势也并非一无所得，巴达维亚城虽然是守下来了，但东印度公司的损失却非常巨大。巴达维亚城附近的各种经济作物种植园几乎全部被敌军捣毁，港口设施也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为了避其锋芒，科恩当时不得不下令让一部分船只前往其他殖民据点躲避，不与马打蓝国的舰队进行硬碰硬的作战。
而且在原本的历史中，科恩就是在马打蓝大军第二次围城期间因病骤逝于巴达维亚，享年43岁。虽然在这个时空中他因为海汉穿越行动所造成的蝴蝶效应而成功续命，让马打蓝国在最近的两年中没有再妄动兵戈，但无需怀疑的是，郎桑和他的臣民们无时不刻都在等着下一次的开战机会出现。
从马打蓝国这次的出兵速度来看，罗杰认为这些爪哇土著要嘛是一直做好了开战的准备没有放松过，要嘛就是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是后者，那马打蓝国的开战准备大概不会很充分，能否取得他们想要的战果也很难说。但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目前陷入内乱之中的巴达维亚城倒是真的有可能会被攻陷。
海汉作为一个第三方的旁观者，当然会希望这两家打得越惨烈越好，毕竟不管是哪一方最终获胜，未来都仍将是海汉在南亚地区，特别巽他海峡这个要害航道的掌控权竞争者。如果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消耗其实力，不管是罗杰还是海汉执委会，肯定都是乐见其成的。只是巴达维亚与海汉控制区最南端的安不纳群岛还尚有六百多海里的距离，想要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准确的情报也十分困难。隔着这么大老远，就算想看热闹都看不清楚。
罗杰将带信的人留了下来，详细盘问了半天，所得到的情况也只是零碎的信息，参考价值有限。不过他还是不敢怠慢，立刻便去了指挥部机要室，亲自向三亚发了电报说明情况。
然而大本营对于这个局面也同样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只能是立刻通知海运部，让海运部出面告诫近期出入港的外来海商船只，在这段时间不要南下巴达维亚，以免被卷入到战火之中。
海汉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只是达成了停战协议，可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关系，目前唯一的公开往来大概就是安不纳港的奴隶贸易了。因此三亚大本营这边也没有任何来自东印度公司官方的消息渠道，执委会只能紧急召见了安全部的郝万清，向他征询是否有别的办法可以获知巴达维亚的战况。
郝万清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比执委会还晚，从安不纳港发来的电报是先送到执委会办公厅，然后再抄送军委、安全部等单位。所以当他赶到胜利堡接受执委会征询的时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提供给执委们参考。
“目前我对各位所能说的就一个字——等！”郝万清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安全部的确是在巴达维亚安排有情报人员，但如果当地已经被马打蓝国的大军所包围，那我们的人恐怕也很难从乱军中脱困。”
“你的意思是，或许我们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知道巴达维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颜楚杰有些不满地追问道。
郝万清对他的语气不以为意，平静地点点头回应道：“虽然我很不想承认这一点，但目前的状况的确如此。如果巴达维亚城已经被封锁，那我们只能等马打蓝国退兵，或者等着巴达维亚城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颜总，在不清楚巴达维亚的状况之前，最好不要轻易派出武装力量介入，马打蓝国可不是什么弱鸡政权，这个国家的疆域已经跟安南差不多大小了，而且比安南人更加好战。”
颜楚杰微微摇头道：“军方不会介入荷兰人跟南亚猴子的战争，但必须要想办法掌握当地的局势变化才行。再说关心巴达维亚状况的，也不止是我们军方而已。施总，你说是吧？”
施耐德笑着应道：“你不用急着把我拖下水，就算你不提，我也会说的。巴达维亚如果被马打蓝国攻陷，那受到影响的可不仅仅是荷兰人一家，东西方贸易的格局都有可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哪怕是马打蓝国最终没能得手，只要削弱了荷兰人的实力，南亚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再起变化。这对我们来说，固然是机会，但也是考验。荷兰人如果衰落，那我们就有机会介入到爪哇海的贸易圈里，把我们的工业品销售到当地去，并在当地逐步推广由我们所主导的贸易体系和金融制度。”
“恕我直言，跟马打蓝国打交道，恐怕会比安南、大明要麻烦得多。不要忘了，那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绿教政权。”宁崎也开口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我在这里不是要去讨论绿教的教义，只是要提醒各位，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崛起得快，衰落得也很快。在原本的历史中，到本世纪后期，马打蓝国就已经沦为了荷兰人的附庸了。这个国家真正风光的时间，也就只有目前这个阶段短短的二三十年而已。”
“你的意思是，马打蓝国不是一个适合当作盟友的政权？”陶东来问道。
“从我们所知的历史来看，这就是一个富不过三代的暴发户。”宁崎言简意赅地形容道：“从初代建立政权的苏丹苏塔·威查亚·森纳帕提，到继位的马斯·佐朗，再到现在领军攻打巴达维亚的剌登·郎桑，这个国家看着好像是越来越强势，但其实已经到达了这个政权的顶点。接下来的历史，就基本一路是下坡走到底了，直到18世纪被荷兰人分裂成两个毫无反抗力的小国为止。”
宁崎没有继续再往下说，在座这些人都不是新手，在执政者的位子上坐了这么几年了，自然也懂得外交中的种种禁忌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一个政权的存在时间太短，领导人更换太频繁，必然导致其政策缺乏延续性，而这是任何一个外交官都最感头疼的事情。
尽管这个政权的对手同样也是海汉的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简单的局面，对于信奉绿教的马打蓝国来说，海汉人本质上也跟荷兰人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天生邪恶的异教徒。如果海汉试图要在南亚地区寻找反荷的盟友，马打蓝国也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从外交的难度上来说，可能比东印度公司更难打交道，起码东印度公司是由商人当家，基本的契约精神还是具备了。而绿教的世界里只有同信仰者与异教徒之分，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视若无物。
施耐德听完宁崎的介绍之后，果然也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如果真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的确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马打蓝国才行。”
“马打蓝国的情况可以稍后再讨论，我们还是先回到正题上吧。”陶东来眼见说着说着又开始歪楼了，赶紧把话题又重新拉回来：“郝部长，请你向执委会先简要说明一下目前安全部在巴达维亚的人员部署情况。”
郝万清点点头道：“好！但出于保密考虑，我在这里就不公布当地情报人员的具体个人情况了……”
安全部向巴达维亚派出情报人员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几年前，那时候就已经通过詹家船行等往来于大明与巴达维亚之间的海商，向当地派驻了一些以商栈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安全部没有在当地派驻穿越者，也没有给当地的情报机关配发电台这类神器。情报人员在当地的主要活动内容一直都是以默默收集情报为主，定期由当地返回大明的船只将书面报告带回来。
安全部在巴达维亚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没有什么显赫的事迹，但去年海汉民团南下夺取安不纳群岛的战役，在决策阶段就是依托前期从当地送回的情报来作出的开战决定。军方通过这些情报推测荷兰人的反应速度不可能太快，所以才敢在夺岛之后继续以海盗身份拦截入港停靠的荷兰船只，一直玩到两个月之后荷兰人才察觉到不对，而这时海汉民团基本已经完成了对当地的清理，甚至有余力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在之后抵抗荷兰武装反扑的战斗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目前安全部在巴达维亚布置了两条各自独立的情报线，即便其中一条出了意外，另外一条线依然可以继续运作下去。而这两条线的负责人也都逐步在当地建立起了各自的情报网，截止目前在巴达维亚当地为海汉安全部工作的人员共有十一人，另外还有情报人员在当地招募的非海汉籍外围人员四十余人。这批人共同构成了海汉在当地的情报网络，以平均每月一次的频率向三亚传送当地的各种情报。
而日前送抵安不纳港的情报，也同样是来自安全部的情报网。不过负责送信的人只是外围人员，他离开巴达维亚的时候，当地港口还没有被马打蓝国的大军封锁，所以对于之后的战况走向完全没有任何的有用信息可以提供。而剩下的情报人员则基本上都在巴达维亚城中，如果城池被围困，那的确很难再将信息传送出来了。
“难道我们不能尝试类似训练信鸽这样的信息传递手段吗？”白克思提问道：“至少在没有部署电台的地方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
“可以，但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郝万清解释道：“从巴达维亚到安不纳港的直接距离超过1100公里，几乎全程都在海上，这对信鸽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行程。另外一般信鸽的训练需要进行多次的反复放飞，而我们在当地的情报点是在巴达维亚城里，三不五时地放鸽子很容易引起怀疑。另外从传递情报的可靠性上考虑，其实用鸽子未必比得上人力传递靠谱。”